巴菲特在財富創造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他在慈善事業上的投入同樣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與尊敬。

2024年6月28日，93歲的巴菲特將8,674股伯克希爾·哈撒韋公司A類股票轉換為13,011,000股B類股票，並於當日向五家基金會捐贈13,008,758股伯克希爾·哈撒韋公司的B類股票：其中向比爾及梅琳達·蓋茨基金會捐贈9,930,357股，向蘇珊·湯普森·巴菲特基金會捐贈993,035股，向舍伍德基金會、霍華德·G·巴菲特基金會和NoVo基金會各捐贈695,122股。

巴菲特的財富規劃與未來安排

在2006年那個意義非凡的6月26日，沃倫·巴菲特以非凡的慷慨之心，向全球宣告了一項震撼人心的決定：他承諾將畢生積累的伯克希爾·哈撒韋公司股票悉數奉獻於慈善事業，開啟了一場跨越世紀的公益之旅。為此，他精心規劃了一項年度捐贈藍圖，旨在將個人持有的伯克希爾·哈撒韋公司股份中剩餘的5%，逐年捐贈給包括比爾及梅琳達·蓋茨基金會、蘇珊·湯普森·巴菲特基金會、舍伍德基金會、霍華德·G·巴菲特基金會以及NoVo基金會在內的五大慈善機構，這些機構與巴菲特家族緊密相連，共同承載著他對社會的深切關懷。

在過去的十八載春秋裏，巴菲特先生始終堅守著這份承諾，未曾有絲毫動搖，未曾對伯克希爾·哈撒韋公司的股票進行任何買賣交易，展現了極高的誠信與毅力。自2006年初啟捐贈計畫之時，他手中持有的474,998股伯克希爾·哈撒韋公司A類股票，價值已逾430億美元，幾乎囊括了他全部淨資產的98%以上。而今，經過年復一年的慷慨捐贈，儘管數量有所減少，但他仍緊握伯克希爾·哈撒韋公司207,963股A類股票及2,586股B類股票，這些剩餘的A類股票價值已飆升至驚人的1,270億美元，占其淨資產比例更是攀升至99.5%，彰顯了他財富的穩健增長與慈善之心的堅定不移。

尤為值得一提的是，巴菲特先生還鄭重宣佈，其終身捐贈的承諾將在其離世或特定條件達成時圓滿落幕。而他通過遺囑所做出的另一項重大決定，更是將這份慈善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——他已將超過99%的財產指定捐贈給一個全新的慈善信託基金，該基金將由他的女兒及兩個兒子共同擔任監督職責，這既是對家族傳承的深刻體現，也是對慈善事業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長遠佈局，標誌著巴菲特家族慈善事業的又一里程碑。

巴菲特具有代表性的價值主張

毋庸置疑，巴菲特的終身捐贈計畫及其深遠佈局，絕非即興之作，而是深深植根於他一貫秉持的財富哲學之中，兩者之間有著不可割裂的緊密聯繫。他常言，若人生喻為賽場，自己已步入加時賽的尾聲，這番話中透露出對生命歷程的深刻洞察與從容態度。近年來，巴菲特頻繁通過多管道發聲，闡述其獨特的價值理念，這些核心理念正是其財富規劃與未來慈善藍圖的堅實基石。

在巴菲特看來，財富的累積是努力與幸運的雙重饋贈，它首先屬於創造者與守護者——個人或家庭；但同時，財富的誕生亦離不開社會環境與廣泛人群的參與和支持，因此，它同樣承載著社會的重量。這種既私人又公共的雙重屬性，被巴菲特以非凡的智慧與胸懷所接納，並轉化為他一系列慈善安排的內在邏輯，使得每一份捐贈都顯得那麼自然且必然。

更令人欽佩的是，巴菲特不僅自己身體力行於慈善之路，更積極化身為慈善的宣導者與引路人，不斷呼籲社會各界富豪加入這一崇高的行列。他深知，慈善之路寬廣無垠，方式多樣，方向各異，沒有一種模式能夠適用於所有人。正是這種開放與包容的態度，激發了更多人探索並實踐屬於自己的慈善之路，共同繪製出一幅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宏偉藍圖。

總之，巴菲特的一生，是對財富與慈善深刻理解與完美結合的典範。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，真正的富有，不僅在於擁有多少財富，更在於如何智慧地運用這些財富，去促進社會的和諧與進步，去激發更多人心中的善意與力量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投資者，更是一位偉大的慈善家，引領著全社會向著更加美好的未來邁進。

巴菲特的選擇所引發的一些思考

巴菲特在財富規劃與未來安排上的智慧，蘊含了三點深刻啟示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與借鑒。

首先，巴菲特多次修訂遺囑的歷程，向我們展示了一位智者對未來不確定性的謹慎應對與前瞻規劃。他在子女成長成熟後，方最終定稿遺囑，這一行為深刻反映了未雨綢繆的重要性。相比之下，中國高淨值人群在遺囑及意願安排上的普遍缺失，無疑是一個亟待重視的問題。無論是出於傳統忌諱、家庭和諧的樂觀預期，還是對個人壽命的過度自信，都不應成為忽視這一關鍵環節的理由。儘早明確遺囑、意定監護等意願安排，不僅是對個人及家庭負責，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，它確保了財富與責任的平穩過渡，減少了未來可能的紛爭與不確定性。

其次，巴菲特強調生前安排與身後安排的協同，尤其宣導以生前安排為主，身後安排為輔的策略。這一理念凸顯了直接實現個人意願、確保有效性與靈活調整空間的重要性。生前安排能夠即時反映個人意願，減少法律與環境因素的干擾，而身後安排則需面對更多不可控因素。因此，將生前安排置於優先地位，輔以必要的身後規劃，是更為明智與穩妥的選擇。這一理念對於所有尋求財富傳承與社會貢獻的人來說，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。

最後，巴菲特在財富規劃中對於信託等法律結構的運用，為我們提供了實現財富管理目標的有效路徑。他深知“以堅固和柔軟，戰勝時間和人性”的哲理，而信託等結構性工具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。這些工具通過歸屬管理、流向管理、流量管理及安全管理等功能，為財富管理提供了堅實的法律框架與制度保障。同時，如何確保這些結構性工具的有效治理，與家族、企業治理相協調，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。在充分表達個人意願的基礎上，將未來的決定權交由可靠機制掌握，體現了巴菲特的理性與遠見。

總之，巴菲特在財富規劃與未來安排上的思考與實踐，雖植根於東西方不同的價值觀與財富觀之中，但其邏輯與路徑卻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。我們應當從中汲取智慧，結合自身實際情況，制定出更加完善、有效的財富規劃與傳承方案。

文章資訊來源於家族世代